来源：财经十一人
以北京的视野看上海，以上海的目光观北京
文 | 许纪霖
我把北京作为一个参照来看上海。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它通常都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澳大利亚有悉尼和墨尔本，日本有东京和京都，中国则是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互为他者。
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民国初年的文化人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面说，上海和北京，一个是社会中心点，一个是政治中心点。这两个城市作为一个互为他者的比较，早在民国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到1930年还有一场非常热闹的京派海派大论战。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
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北京当时也有地方精英，在1920年代，北京有一位被称为商家泰斗的孙学士，他连任了三届北京商会主席，是京城当年地方精英的领袖，但是他在全国并没有知名度。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
在中国凡是有地方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支撑。
这股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力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
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行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母女
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地方却与“敌国”议和。辛亥革命发生后，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运动。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看到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日，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罢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但结束于上海，由北京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在北京发起，席卷全国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单纯的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往往得风气之先，运动有个特点，来得快却无法持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用三年，三个月都不成。但是只要这个运动蔓延到上海，它就扩展为个全社会的运动，那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但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
近代上海的市民社会，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城市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文化精英。他们共同联手，构成了杜赞奇所说的“文化的权力网络”。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指的是对某一个区域的权力控制，其必须借助于当地的已有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上海作为一个市民社会，它到近代所形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是由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所组成的。他们不仅主宰了上海地方事务，而且在中央权力比较混乱的北洋时代，成为全国的社会中心，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挑战。1920年代初，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在蔡元培提议下，联合召开民间的全国八团体国事会议，邀请张君劢起草宪法，民间制宪，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帝都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
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刚才陈平原教授讲，现在的北大学生有个传统，他们不关心北京，只关心国家与天下，这个传统其实由来已久。美国的董玥教授研究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她发现，即使是这些京城知识分子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城，通常也是从国家视角出发的，他们所欣赏的那些景观不是北京南城的老北京的地方民俗，更多的是和帝都有关的皇家园林、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等，这才是他们的最爱。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城市又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
许多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生活在上海。
20年代末，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
这些南方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在北京仍然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京派文化人与北京这座城市的联系，不是历史的、社会的，而是情感的、审美的、纯精神性的。北京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的心灵之家，或者文化中国。那是一种家国情怀，缺少的是上海市民阶级所拥有的那种城市的认同。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
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一个是波希米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
比如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来自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卖稿为生。
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和批判，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了近代文明。
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
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个一元社会。如何理解呢？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但大都不是北京人，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
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大多数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
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
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这种判断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
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也是井井有条，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跑到工人家庭里看，客厅里竟然也放着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上海在文化上是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中国文化之都与世界主义都会
北京作为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满着浓郁的中国风。这几年北京变得洋气，鸟巢、水立方，西洋的后现代风格，也自成格局。但北京的建筑最失败的也是所谓的中西合璧。
相比之下，上海无论从城市风貌还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认为很洋气，不“中国”。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上海。
上海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她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只有获取，没有失落。这是上海与其他许多开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在近代中国，西洋文化最早是到广州，但广州在区域上属于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冲突比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广州依然是一座充满南国情调的中国城市，而非世界主义都会。
但上海在地域上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恰巧与欧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的艺术情调一一对得上，产生了亲和性。
不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罗斯文化、犹太教文化、日本的东洋文化等等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显现出世界主义的杂多风格，与北京的中国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上海不欢迎屌丝？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昨天我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
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
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
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屌丝、流浪艺术家。
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
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理解的都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
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形成单一的海派文化。
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
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而鄙视屌丝。
但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屌丝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屌丝，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
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
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屌丝，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又似曾相识。今天的海派文化，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的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海派文化讲究与时俱进。上海永远是一个时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广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紧盯巴黎、纽约、伦敦，以世界一流为自己的赶超标尺。与时俱进让上海变得与国际接轨，比北京要“国际”得多，她总是在学习世界的高大上，却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无法超越。上海总是在变，变成为上海成功的法宝，也成为它无法登顶的障碍。为什么？如果一个城市总是在变，而没有自己的不变的话，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过来，北京虽然也变，但是变中有其不变，能守住一点自己独家的文化传统，再加以现代化发扬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小聪明，但缺乏自信稳重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上海，小市民，这是海派文化的顽症。
北京和上海，一北一南，帝都和魔都都有自己的辉煌，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毛病。中国文化之所以强大，乃是其内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
内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既冲突，又互补。中国有此“双城”，何其幸运。只是我们对此研究太少，认识不足，我希望这次“双城记”研讨会是一次开始，以后成为京沪两地学者和文化人交流和对话的固化空间，以北京的视野看上海，以上海的目光观北京，互为他者，彼此竞争，又相互提携，比翼齐飞。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整理自“双城记：比较视野中的北京上海城市史学术研讨会”中的主题演讲，演讲稿删节版曾发表于《北京青年报》，此为完整版，原标题为《以北京为“他者”的近代上海》